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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有一天，再也不用给冰川‘盖被子’”

加入时间：2024-08-22 来源：中国环境报作者：杨涛利

<img src="/static/upload/image/20240822/1724286425116829.jpg" title="1724286425116829.jpg" alt="1.jpg"/> 　　“嗒嗒”滴水声，“哗哗”流水声，自然界悦耳音符通常会给人们带来愉悦心情。然而，当走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1号冰川下部的冰舌区，眼之所及令人触目惊心——冰呈线状融化，融水化作湍流，哗啦啦声响彻山谷……　　　　全球七成以上的淡水被储存在冰川中，我国拥有冰川将近5万条，总面积超5万平方公里，冰储量约为4500立方千米。新疆是我国冰川分布大省，现存冰川超2万条，冰储量占全国的48%，其中，有超80%的冰川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在加速消融，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小冰川，如不干预，将可能完全消融，这意味着人们将面临洪水、干旱以及饮用水减少等威胁。　　　　为保护好冰川，一批又一批研究者，投以心血，代代接续。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冰川学家王飞腾及其团队就在其中。　　　　“如果在冰川区域实施人工降雪，能不能减少冰川消融量？”“如果减少太阳直接辐射，给冰川盖‘被子’，能不能让其消融得慢一些？”这几年，在最高海拔4484米的天山1号冰川，王飞腾及其团队开展了一场高寒秘境中的创新试验。　　　　“冰川是反映气候变化的记录仪和警报器”　　　　“80后”王飞腾，与冰川结缘已有20年。年纪轻轻的他，已是我国冰川研究领域的资深人士。　　　　“2004年，我第一次实地接触冰川。”王飞腾说，当时跟随研究生导师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天山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受到了巨大的震撼，随后开启了冰冻圈科学研究。　　　　王飞腾提到的天山1号冰川，地处天山深处的天格尔峰北坡，距乌鲁木齐市125公里，雪线平均高度4055米左右，是亚洲干旱半干旱区冰川的代表，其属双支冰斗——山谷冰川。由于现代冰川类集中，冰川地貌和沉积物具有典型性，古冰川遗迹保存完整清晰，所以，它成为我国观测研究现代冰川和古冰川遗迹的最佳地点。　　　　“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撼。”回忆起首次攀登，王飞腾记忆犹新。冰川内部晶莹蔚蓝，冰面裂隙纵横，金字塔般的角峰，锯齿形的刀脊，弧形的冰川和喧腾的冰川河独具魅力……进驻试验站之后一两年观测期里，王飞腾几乎每周都要随导师爬一趟冰川，“山里每新降一场雪，我们就要再动身一次。”　　　　每回出发，都是同样的攀登路线，白茫茫雪地里，还要扛上数十斤重的仪器，观测并记录数据，每隔半年才回趟家。伴随着日复一日的枯燥研究，起初的新鲜感逐渐逝去，王飞腾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份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1号冰川的面积从1962年到2006年减少14%，呈加速减少趋势。”“在未来40年到80年间，1号冰川水储量将减少50%……”　　　　在21世纪初期，有关天山1号等新疆冰川消融的报道层出不穷。这些不乐观的消息一次次地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天山1号冰川发展、存亡的关注。　　　　“2006年前后，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人们对冰川保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正是在这段时间，王飞腾意识到，原来自己的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慢慢地，也就从困惑期走出来了”。　　　　王飞腾说：“冰川是冰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光是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更是反映气候变化的记录仪和警报器。”　　　　“冰川保护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　　　　“短短一个夏季，冰川竟可退缩4米，厚度也可消融两到三米。”当王飞腾将冰川保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后，常常跟随导师李忠勤研究员前往天山、阿尔泰山和喀喇昆仑山等区域开展野外科考，冰川消融的现状和当地农牧民、干部的认识，更是坚定了王飞腾保护冰川的决心。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啊。”2014年，到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开展乡村调研，县委书记的一番话，让王飞腾心酸又心痛。距吉木乃县约50公里的冰川，是当地人的生命之源和固体水库，每当夏季到来，冰川融水滋润大地，哺育一方生灵。　　　　“哪一年下雪多了，冰川融水多了，我们这儿的百姓，就能多种两三万亩地。要是哪一年融水少了，老百姓收入也会跟着变少。”吉木乃县县委书记说，在当地百姓心里，冰川就是神山，“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冰川消逝。”　　　　为更快速直观地了解冰川消融数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跟王飞腾一起，爬上了吉木乃县附近的冰川。　　　　当王飞腾向他们展示冰川退缩的具体数据和将面临的严峻挑战时，牧民们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一些年长的牧民表示，他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失去赖以为生的水源。而冰川消融对水资源构成的威胁，也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牧民们深知水资源事关生计。他们询问王飞腾是否有办法减缓冰川消融速度，用技术保护冰川。看到牧民们迫切的眼神和真挚的期盼，王飞腾深感责任重大。　　　　自那以后，王飞腾开始明白，冰川保护不只是科学问题，而是关乎生态平衡、社会稳定和人类福祉的重大课题。他意识到，科研工作者必须要用知识和技术，为保护冰川尽一份力量。　　　　这种思想认识的转变，也赋予了王飞腾更强的使命感。2015年，他组建了一支由热爱冰川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学生及工程师组成的专门进行冰川保护的科研团队，想通过科学研究和创新技术，保护冰川，减缓其融化速度。　　　　“希望通过冰川保护试验，不断探寻保护新路径”　　　　然而，冰川保护并非易事。虽有些国外经验可借鉴，但国内的冰川保护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实操经验和一手数据资料，一切还需探索与实践。　　　　在新疆，王飞腾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展了多项创新实验，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人工增雪试验和人工覆盖试验。　　　　2018年8月，团队来到了阿勒泰地区木斯岛冰川，在这里，他们利用AgI烟雾发生器在冰川区实施人工降雪对冰川进行保护，并通过对比分析研究多个自动气象站数据，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果。　　　　由于冰川保护试验处于初步研究阶段，还需更多试验来验证其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有效性。于是，他们又在天山1号冰川等地开展冰川保护试验，这次他们采用的是覆盖技术，即在一定面积的冰川上覆盖纺织材料来减缓冰川消融。实测结果表明，覆盖技术减缓了近68%的冰川消融，这与覆盖技术用到的土工织物（由棉纶、涤纶、腈纶等高分子聚合物制成的合成纤维）有较高的反照率和隔热性能密切相关。　　　　其实，给冰川“盖被子”的灵感，源自北京冬奥会。2016年前后，王飞腾参与到筹备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场雪务保障工作中。其间，他和团队尝试在雪面覆盖隔热反光布料，以确保顺利完成储雪，试验效果非常好。　　　　王飞腾当时就想，这个办法或许可以用在冰川保护上。此后的每年8月，王飞腾带领团队都要前往天山1号冰川和位于四川盆地西过渡地带的达古冰川，在两地分别开展给冰川“盖被子”的试验。　　　　“我们选取了500平方米的试验场，在冰川表面铺设隔热和反光材料，增大表面反照率，阻挡太阳辐射和冰川的热交换，以减缓消融。”王飞腾告诉记者，之后，每周进行一次冰川物质平衡观测，两周进行一次数据汇总。通过对比数据，团队发现“盖被子”的冰川消融速度明显变慢，与没做任何防护措施的冰川相比，减缓消融厚度达1米。　　　　“不断寻找保护办法，为的是延续冰川‘寿命’。”王飞腾表示，未来，他还想尝试把造雪机拉到冰川上，将湖水直接造雪保护冰川。“我希望通过冰川保护试验，不断探寻冰川保护新路径。”　　　　“除监测困难外，冰川保护也面临重重挑战”　　　　王飞腾等研究人员日常居住的中国科学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建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谷间，这里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发源地之一。　　　　每年4月—9月，冰川进入消融期，国内外的研究者会从天南海北赶来这里，开展每年最为重要且集中的野外观测工作。　　　　试验站设有基本站和高山站两个站点。第一段路程，是从海拔2100多米的基本站，开车前往海拔3500多米的高山站。大约35公里的山路要行驶将近两三个小时，过程刺激且有趣。公路一侧是看不到顶的陡峭山崖，巨石嶙峋；另一侧是幽深山谷、湍急河水。幸运的话，路上还能看到各种野生动物。　　　　到达高山站后，车子很难再往上开。这里距冰川末端，约有3公里，需徒步前进，开启观测的第二段路程。而第三段路程，是从冰川末端到顶端，约1公里，也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由于试验地点的偏远和交通不便，运输设备和材料成为一大难题。危险，大多发生在这段登顶前的路。　　　　“除监测困难外，冰川保护中也面临重重挑战。”王飞腾介绍，每次给冰川“盖被子”都惊心动魄，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山高、崖陡、缺氧、雪滑、极寒，还要手提或肩扛数十斤的材料和观测仪器，每步都走得异常艰难。短短1公里的路程，研究者们常常要走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将重达60公斤的“土工布”——500平方米的隔热反光材料运送到冰川试验区。　　　　王飞腾深知攀登冰川的艰辛和困难，每次在野外科考前会组织团队做好充分准备：精心策划试验方案，挑选适合的观测设备和试验材料，准备必要的野外工具和防护装备。同时，还会与团队成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培训，确保每个人都明确当天的任务和工作流程。即便这样，在开展试验过程中，依然会因环境因素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　　　　冰川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极其严酷，低温和强风常常使试验难以顺利进行，而积雪和陡峭的山路使运输过程更艰难，这些给团队成员造成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对于试验结果，即便是在王飞腾心里，最开始也是一直打鼓的。之后，他们又开展了持续数月的数据监测工作。试验数据表明，相较于未覆盖隔热反光材料的冰川，500平方米的试验场中，冰川总消融量减少34%。　　　　“践行低碳生活，对冰川保护具有根本意义”　　　　但对给冰川“盖被子”的质疑声，从未消失。成本高不高，难度大不大，效果好不好，适用范围有多大……人们不解的地方有很多。　　　　王飞腾算了一笔账。以达古冰川为例，2020年开展试验后，观测数据显示，“土工布”覆盖的区域物质平衡消融速率明显低于未覆盖区域。而且，给冰川“盖被子”试验项目，还直接提升了当地旅游收入。　　　　即便如此，给冰川“盖被子”，能不能大面积推广？对此，王飞腾也有自己的担忧，主要在于，这项试验的成本和难度很大，属保护性试验，虽为进行工程类减缓冰川消融试验奠定了一定基础，也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冰川保护，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是天山1号冰川还是达古冰川，就目前试验区域而言，选择的都是面积较小、交通便利且有旅游价值的小型冰川，推广起来很难。”如何保护数量更多的、罕有人至的冰川？近年来，王飞腾和团队也在持续尝试其他办法。　　　　比起研究层面的困难，科研人员的严重短缺更让他忧心。王飞腾表示：“目前，国内以研究冰川为职业的，也就不到50人，寥寥可数。”　　　　“只有真正爬过冰川，才能直观体会该研究的乐趣与艰辛。”王飞腾告诉记者，在今年4月开展的春季观测中，有位来站里学习的博士生不解为什么冰川观测数据很少，当他喘着粗气爬上坡度近40度的冰川陡坡后，这才意识到观测的不易。　　　　“我希望通过试验，为探寻冰川保护路径提供借鉴。”王飞腾说，冰川对于稳定气候有重要作用，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多数来自冰川消融。　　　　王飞腾盼望，能有更多人愿意踏进这一领域，真正了解它。为进一步推动冰川保护有关事宜，2022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定2025年为国际冰川保护年。并且，此后每年的3月21日被确立为世界冰川日。为有效阻止冰川融化，科学家们也开始不断探索尝试。　　　　这无疑更加坚定了王飞腾冰川保护的初心与决心。谈及对未来的期待，王飞腾表示，希望通过研究和试验唤起大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呼吁更多人践行低碳生活，对冰川保护具有根本意义。　　　　“盼望有一天，再也不用给冰川‘盖被子’，而它们能按照自然规律生存下去。”王飞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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